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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封闭与孤立:谈家事移工性侵性骚议题

瓦蒂安静坐在沙发上,等着社工跟她谈话。水汪汪的眼睛,藏着淡淡愁绪。直到进入会谈室,社工轻声问她,在台湾过得好吗?印尼的家人都好吗?瓦蒂终于禁不住委屈的心情,眼眶红了起来,告诉社工,我来这里,是要工作,不是要被这样对待的….

打破封闭与孤立:谈家事移工性侵性骚议题

「我在这里,真的很苦…」,瓦蒂哭着这样说。女雇主的先生车祸,半身瘫痪,需要看护随身照顾,并且要求每小时都要按摩。但是,即使失能,先生还是有其性需求,总是趁着瓦蒂协助他从轮椅上起身,或是準备餵食药物之际,抚摸瓦蒂手臂和私处,得逞时,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按摩时,也会要求瓦蒂针对特别部位,让他舒服舒服。瓦蒂若是不悦,明确拒绝,先生就大发雷霆,翻倒所有食物杯盘,留下一地的垃圾菜餚,让瓦蒂更难处理。而太太,不知是否看出先生的怪异举止,总是要瓦蒂配合先生的要求,儘量听话,先生就好伺候,不会乱发脾气。但是,一旦看到先生对着瓦蒂傻笑,太太又吃起飞醋,莫名地发脾气,挑惕瓦蒂的工作表现。

在长期照顾压力日显沈重的台湾社会中,瓦蒂的案例仅是冰山一角。在家庭内工作的移工,不仅因为工作场域的封闭性,遭受雇主及其亲友侵害的风险较高,一旦侵害事件发生时,也因缺少有力证据,不利于诉讼进行。同时,因为照顾工作的性质使然,移工受到被照顾人骚扰猥亵的情况,所在多有。但是,这些状况总被仲介或雇主忽视,认为只是照顾工作的附带品,技巧性躲过或忍耐就好。即便移工与被照顾人的女性家人已有良好关係,但是,一旦事件曝光,家人多半选择保护自己人,将所有过错推给移工。

同为女人,瓦蒂很了解太太的无奈,同情她的处境,儘量小心身体接触,避免引起太太或先生的怒气。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当她无法忍受,向太太说出实话,提出转换雇主的要求时,一向待她和善的太太却立刻变脸,骂瓦蒂说谎,说她忘恩负义,要把她遣送回国。万般恐惧中,瓦蒂只好赶快打了1955,警察接到电话,立刻到家里把她带走。

根据1955劳工谘询申诉专线的统计资料表示,101年至106年间,其所受理外籍劳工申诉性骚扰案件数,分别为232、319、346、316、289及278件;性侵害案件数分别为86、64、65、49、42及40件。其中,性骚扰案件比例甚高。实务工作中,励馨也看到,许多性侵害案件发生前,都有言语及肢体的骚扰行为,一旦当下未有效制止,或因仲介或同乡友人的「善意」提醒,「你有证据吗?没有的话,会被雇主反告,送你回国」的恐惧中,移工摀住求助的口,心惊胆跳度过每一天,直到更严重的侵害事件发生,才不得不走出来。而其后果,不仅伤害移工本人及其家庭,更让台湾社会蒙上更大的污名。

事实上,家庭环境的封闭及家庭成员的关係纠结,正是使得家事移工孤立无援的原因,加上语言不通、普遍的偏见歧视等,更使得移工难以发声。与其被动收拾残局,不如正视家事移工已是台湾长照服务主力族群的现实。审慎思考家庭作为一个工作场域的配套措施,例如:藉由制度保障家庭内的工作者,免于一切形式的暴力对待,并发展出适当的查察机制,确保其劳动权益等等,更是国家面对家庭雇主、面对人权公约的责任。

以美国为例,90年代开始,其已针对家事工作者,特别是弱势的移民族群进行权益保护的讨论。解方之一是透过家事劳动工作者的立法保护(DomesticWorkerBillofRights),提供明确申诉机制、失业津贴、基本工资和休假等。同时,各个民间团体及政府单位也发展训练或谘询机制,提昇移工对于自身权益意识及法令了解等。2010年及2013年,纽约州及加州分别通过家事劳动权益法案,保障其权益。

除了家事劳工权益的法制化及移工意识觉醒之外,具有实质效能的协助机制,正是让受害移工勇于求助的关键。

在台湾的聘僱流程中,若家事移工因故需转换时,雇主、移工和仲介等三方必须同时面对转换的行政成本及新旧雇主的媒合成本。因此,发生性侵性骚案件时,仲介第一时间点接到消息,自然倾向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作法。甚至,某些主责单位也会委由仲介协助了解,有问题才后送处理。但是,仲介的不应是此类案件的协调者或仲裁者,也不需要负担这样的责任,而是应该回到劳动部颁布的「加强外劳人身侵害案件业务联繫与处理原则」,由案件主责机关进行了解。若第一时间点未能釐清案件,则应立即安置,后续调查,并针对高风险场域,进行纠正措施或是要求改善劳动环境,例如,提供独立可以上锁的房间、安装监视器等等,才能预防类似事件重覆发生。而此一全面性协助及预防措施,才能够保障家事移工的人权,使其在台安心工作。